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伍斯特主教的妻子据说曾这么评论说：“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天哪，希望那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让我们祈祷它不要被普遍知道。”
真理并不总是让人舒服的。科学揭示的冷冰冰的事实，会使人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原因，或者干脆就是由于无知、误解，而抗拒它。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非要人人接受科学事实不可，毕竟，个人可以有无知、偏见的自由。但是，如果像这位英国淑女那样，试图阻挠科学真理的传播，甚至设立禁区禁止对科学真理的探讨，则是要用偏见干涉、侵犯学术自由，值得我们警惕。
一百多年过去了，尽管原教旨基督教仍然顽固地抗拒进化论，试图阻止它的传授，但是今天有教养的人，都不会再把进化论视为可怕的学说。进化论在学术界被普遍接受的过程，早已完成。然而，新的科学发展，总会为科学带来新的敌人。现在的众矢之的是基因工程。几年前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成功和近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在使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敌意。这种对科学的敌意，已不仅仅限于西方“后现代”的“学院左派”。《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的访谈《科技应有禁区》，就以基因工程为例，呼吁“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打破传统的科技无禁区的观念，树立科技有禁区的观点。根据当时的文化、社会道德体系，本着公平和人道的原则，在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发展科技。在这一限度之外，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禁区到底定在哪里，可以通过科学家群体和公众群体相互沟通、互相探讨来划定。”
科学研究应该有管理规则，以免带来意外的后果，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上也是科学界一直在做的。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中国想必也不例外。但是吴教授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他所希望的并不只是防止坏结果的管理，而是划定禁区“不管好坏”全面禁止。他希望让“公众群体”参与划定禁区，想必是因为不信任“科学家群体”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然而，现代科学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外来的干预，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是来自宗教界、政界或“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恶劣的后果。现代科学是高度专业化了的，如果不是专家，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某个科学问题的实质和利害关系。吴教授对基因工程的批评，就都是由于对分子遗传学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曲解。
目前发现用体细胞克隆技术产生的后代，存在一定的问题，做为一项才发明四年、有待完善的新技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克隆技术的机理也还都不甚明了。体细胞的发育竟然能够被逆转，其基因能在生殖细胞中重新表达、发育，就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克隆后代出现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或许跟发育逆转不完全有关，但在学术界，并没有人像吴教授那样将这个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怪罪为“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论断，甚至是有悖事实的：体细胞克隆所用的遗传物质，也是“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产生的。如果以后随着技术的改善，克隆后代与亲代的生存能力完全一样（像一切的新技术，这是完全可能的），吴教授的定律是不是就要被推翻了？
吴教授进一步批评基因工程说：“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每种物种都有天敌，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由于没有天敌，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进而出现生态失衡，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这段叙述相当混乱。吴教授所说的“基因草图”，大概是指最近公布的人类基因组草图，而他说的“新的物种”，却又不属于人类，所以我实在不明白人类基因组草图和出现新的物种有何关联。他所说的“基因重组”，是一项已被使用了三、四十年的技术，并不神秘。要创造新物种，也不必靠基因工程。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就一直在从事着创造新物种的遗传工程。今天我们所食用的、所役使的粮食、蔬菜、家畜、家禽，就都是几千年来通过人工选择所创造出来的新物种。基因工程不过是使这个创造过程更有意识、更有效率而已。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到吃野菜、打野兽的野蛮时代，而以现在人口之多，这种回归自然的举动，更可能彻底破坏了生态环境。
吴教授最后要我们关注：“社会资金是有限的，有限的资金究竟投在什么地方，是搞火星工程还是建沙漠绿洲工程，是搞基因工程还是要爱心工程？今天，这个答案并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我们应将更多的资金和力量用在解除人类的痛苦，而不是用于攻克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特殊技术，以及只是为了炫耀‘高精尖’而存在的技术。”就在同一天的《光明日报》，却有一条报道称“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今年将销售22亿多元”，显然，这么多的药物销售量不会只供少数人享用。基因工程早已成了一项解除人类痛苦的“爱心工程”。比如，在以前，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靠天然提取，价格昂贵，是基因工程使得胰岛素成了普通患者也能长期使用的药品。而要根治遗传疾病，基因工程（基因疗法）是唯一的希望。如果吴教授真的希望将更多的资金和力量用在解除人类的痛苦，就应该支持而不是批评基因工程。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目前的利益而决定如何从事科学研究。现在没有价值的研究，以后有可能带来无限的价值。现在只供少数人享用的技术，以后也可能造福大众。今天为无数患者带来福音的基因工程，起源于科学家们对生物遗传奥秘的好奇。当限制性内切酶在1970年被发现的时候，没有人料到它们会迅速带来这场医学革命。如果对科学研究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根据一己的信仰为科学设置禁区，那么就将会扼杀了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基因工程如此，对火星工程也如此。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在法拉第演示了电磁感应实验后，有人问他那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婴儿有什么用？”即使是大人，也未必都有用，甚至可能起坏作用，但是我们能够就因此“不管好坏”扼杀婴儿，甚至禁止生育吗？
